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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同计划的一样，里德专攻教育和体育教育，并且在1940年毕业。里德的大学教育更多的来自课堂之外。一个关键地方，就是体育馆，聆听主教练比尔·雷恩哈特的指导，同时观察雷恩哈特。“我必须承认，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，”里德在大学毕业六十年之后说。“他是一个革新家。他是最先使用快攻的教练之一。最重要的事情，我学会了他和球员打交道的方法。”
“你知道，他根本不是居高临下地对待球员。球员也是人，不是马。教练是和球员一起工作，是教授他们，是训练他们，最重要的是，教练是倾听球员。最好的球员通常都是聪明的球员，一名好的教练是经常从球员那里学到经验。有时候，一些球员带着一些思想找到我，我知道这些思想根本不可能运用到比赛中去。但是我绝不简简单单地说，‘NO。’因为这种方式在球员看来，是不尊重他们。”
“有一次，比尔·沙曼找到我说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战术。我们的战术，长久以来就是六套，如果我们比划‘第一套’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要跑什么战术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确就是六套战术，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的战术。于是，我耐心地听沙曼讲完，然后说，‘好吧，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，我们把战术代号改变一下。从现在开始，1代表第二套战术，2代表第三套战术。’”
“到了比赛开始的时候，我提醒球员现在所有的战术都有了新的代号。球员都表示知道了。但是到了场上，球员全糊涂了。库西喊‘2’，两名球员跑第二套战术，三名球员跑第三套战术。我让球员继续这样胡跑，直到我们落后十分。然后我叫了暂停，说，‘把我说的话全忘掉。从现在开始，1就代表第一套战术，2就代表第二套战术。如果他们能够制约我们的战术，那就算他们有本事。’”
从乔治·华盛顿大学毕业之后，里德进入了一个教育研究生项目。但是他不再有奖学金了，所以他必须去工作。他在华盛顿西北部的圣奥尔班斯学校找到了一个教练工作。当他到任的时候，他知道圣奥尔班斯中学上个赛季，表现非常优秀，因为首发上场的五名球员全是高中四年级学生。而里德接手的球员，则是一支全新的球队。
“当我们开始训练的时候，最初三天，糟糕透了，”里德说。“我的意思是，孩子们什么事情都不会做。最终，我决定，等训练结束之后，把大家召集到中圈。我拿着一个篮球说，‘伙计们，我们现在重新开始。我手里举着的这个圆东西就是球。比赛的目的，就是把这个球扔进篮筐里。如果对方得到球，你就要阻止他们把球扔进篮筐里。到目前位置，你们都懂我的意思吧？’”
这支球队最终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赛季，赢下了12场比赛中的11场。里德对于输得那场球印象非常深。“我们的对手是国教学校，”他说。“一所大学校，很好的球队。我们应当赢了他们。比赛最后五秒钟，我们以17比16领先。而且我们还在前场底线发界外球。我们要做的一切，就是发进界外球，等着他们在我们身上犯规，即便我们罚球不中，他们也不可能从后场冲到前场去得分了。在那个年代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”
“一个孩子，我发誓我不会讲出他的名字，但是我记得他是众议员的儿子，负责发底线球。突然之间，他从背后把界外球发进来了。在1941年，没有人这么做。但是这个孩子做了。他把这个界外球直接发给对方的一个孩子。这个孩子在终场锣响的时候，上篮进了。我们以17比18输了。”
“我真想把这个孩子杀了。这在圣奥尔班斯中学是不允许的事情，连吼叫孩子都不允许。如果我今天看到这个孩子，我会问他，‘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？’”
这场比赛是否困扰了里德六十年吗？
“这场比赛是我一生最痛苦的输球。”
编译/张再庆